家族渊源使我对“晚清”这个词颇有情愫。先祖宋英，乾隆54年（1789年）科举人；某先祖，生于同治元年，故小名“同元”；曾祖，光绪年间廪生；某祖，光绪年间岁贡生。伯父82岁高龄，年前撰《自传》一份，也简要提及先祖们“晚清”家族兴衰，注重家族文化之敬畏与传承，因祖辈传下遗训，不许后人记仇结怨，虽保留被欺辱的事实，也摒弃有关人员姓名，就连先父在日，也未谈及。恰如钱穆先生所言，留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时，我从教科书和其他渠道对“晚清”的浅陋认识，总是对晚清政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后，无论是对国家、民族，还是小到家族，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康乾盛世的确使中华大国再次屹立世界之巅，如果没有航海事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带来的高度发展，我们也许可以一直藐视四夷。我们靠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对抗热衷扩张、国际贸易和好战的西方民族。我一直讨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也觉得西方列强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就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四大发明到了西方就被变成了航海器、弹药，用来侵略和殖民，导致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遭受血泪之殇，各种战争、各种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特别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更是恨透了晚清政府、慈禧太后，他们丢尽了中华的脸面，对不起亿万百姓。

而此书让我们冷静地思考，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中心看待世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或盲目自谴，我们仍然是危险的。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傲慢与偏见都是不应该的。我们怎样保持“温情与敬意”从而正视历史，才是首要的。

不可否认，封建的“家天下”、军阀割据、地主阶层和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认为国家和政治都是帝王之家、上层人士的事情，“各人自扫门前雪”，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在清政府的惨淡经营下，外来的西方列强一步步试探中华民族的底线。但是费正清否认帝国主义是“外部倾覆的单方面力量”，认为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轻描淡写地把残酷的战争血泪用“冲突”二字化解于无形，我觉得他就像在说“锤子敲到脑袋上，锤子也受到脑袋的撞击”一样无情。

也不可否认几千年传承的悠久文化历史和康乾盛世的成就，使得中央集权的统治阶层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恰似“隔江犹唱后庭花”。电影里霍元甲、黄飞鸿等仁人志士都能看透，多次农民起义遭到内外联合镇压，确实寒透了中国人的心。但费正清认为我们“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就显得这位“中国通”的无知了。我中华上下几千年历来不缺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莫说林则徐、梁启超、康有为等，在我家乡，号称“帝师故里”的曲靖市师宗县，就有何桂珍（咸丰之师，《训蒙千字文》作者）、窦垿（号兰泉，1850年江西道监察御史，1856年钦差督办云南团练，“岳阳楼长联”作者）等人皆是敢于直言谏君、针砭时弊、荐贤嫉恶之人，可怜何桂珍被捻军杀害、窦垿遭小人陷害，真乃时也命也！虽如此，我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勇争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比比皆是。

再者，我并不认为我们秉承儒家传统观念就应当付出这样血腥残忍的代价，分明是连他老人家都不能理解，西方列强的好勇斗狠乃是人类文明未能彻底与动物世界分离的最大因素，哪怕在其去世30年后，他所在的超级大国还在最高层面上演着丛林法则。儒家观念的仁爱、和平和统一，它不好吗？非要用血腥和暴力在弱小面前显示自己的强大，才能有存在感吗？无知的将我国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单独拿出来分析，不正显示出他老人家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吗？

话说回来，可见历史在人的主观意念中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如何做到“正视历史”？我认为，历史应承担其判别是非善恶的使命，比如某岛国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侵华的史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充分证明其内心的狭隘猥琐。我们应正确看待历史曾经取得的辉煌，也要能承受曾经的血泪屈辱，要做到心中有情、脑里有知、胸中有爱。特别作为教师，作为对学生历史现实的直接呈现者，我们必然要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深怀饱满的热情，熟知每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族人民、各阶层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爱好与倡导和平之心，增强历史文化自信而不妄自尊大，发挥历史弃恶扬善功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期77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