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主要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这里的“冲击”指的是西方对中国的“炮舰进攻”），也就是他著名的“冲击——回应”观。其观点认为，中国在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世界化和工业化，这对于中国是进步的。书中写道：“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西方化的尝试。”书中还这样评价：“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治，而是要中国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按照这个逻辑，可以理解为中国今天的迅速崛起，是西方用炮舰侵略带来的功劳。我们还得感谢他们的炮击进攻打醒了我们？答案：当然不是！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生产关系就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生产关系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时，战争和暴力就成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战争和暴力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助产婆。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中国劳动人民也在不停地做着各种努力和斗争。如开明人士的思想启蒙，政治家的革故鼎新等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战争也没有中断过。一句话，中国历史的进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由于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各种因素正在形成，在这个各种因素力量的脆弱期又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必然会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加速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新生的力量。

中国近代历史势微，饱受西方列强欺辱，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无比强大的封建统治秩序，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它长期维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二是中国王朝长期的世界中心观念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面对外来入侵，又习惯性地、自信地判断为是蛮夷入侵，自然会融合于汉族文化中，所以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始终没有正面对待，而精力主要集中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各种阶级斗争上。当西方入侵抵抗遇挫时，又不能坚决抵抗，一味妥协退让，处境越来越被动，因此内忧外患。

客观上讲，西方的冲击确实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影响：有“冲击”，也有“回应”。西方列强的炮舰进攻，促使中国做出了一些回应，即自上而下的改革，如：一是以林则徐、严复为代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洋务运动，发起了对中国军事技术和武器的改进，但军事的改革结果是被甲午战争彻底打趴。二是军事改革没有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又提出了制度变革，掀起了维新变法。最后，由于顽固派、守旧派的抵制也归于失败，但维新思想培养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三是维新失败以后，孙中山等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党，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帝制复辟，西方列强随即瓜分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持续冲击，中国的“回应”也不断深化，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找到了新的出路——马克思主义。从这方面看，“冲击——回应”观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学习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民追求光明建立新社会的美好愿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一直顽强地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着斗争。西方列强入侵后又多了一座大山——帝国主义。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与国内的革命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它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更多的是破坏、毁灭。受害的近代中国人民是最了解其中的痛。中国历史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费正清过分夸大了西方的刺激作用，忽略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发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构建了与中国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各种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毁灭，是反人类的，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现状就是侵略战争带来的后果。虽然中国确实开始融入世界，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每天都受到战争的威胁，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今天以美、英为首的强权国家仍然打着所谓的“自由”旗号粗暴干涉中国内部政务。作为中国人，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事实证明，西方的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第四期78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