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沧海桑田，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同心戮力；五千年的璀璨文明，铸就了华夏儿女的坚强自信；五千年的华夏文化，惠及了世界大同的七洲五洋。泱泱中华，壮哉！汤汤华夏，伟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部《国史大纲》，让国人深深感受到钱穆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与担当。

“史家钱老”——对历史的尊重与思考

对历史的尊重，是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应持的最基本的态度。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最能显现钱老历史观的，应该是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论述。晚清以来，因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都以“专制”二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典型代表如谭嗣同，他抨击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为“秦政”，把统治者视为“大盗”。对此，钱老先生有自己的历史观。当他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课时，有人认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不具研究价值。钱穆反对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古代制度自有其特色，不能轻率以“专制”视之。

于是，在《国史大纲》中，钱老强调任用平民知识分子、宰相地位崇高、地方行政长官能任命僚属、监察制度的发达等等，都算得上中国古代制度的优点。到了后来，中央集权日益加重，宰相权力被架空，地方行政官员权力分散且互相牵制，士阶层学问流于空疏，人才铨选弊病丛生。这些因素交相作用，才导致了中国政治在清代最终衰颓。这一历史观，体现的就是钱老作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尊重与思考。

“学者钱老”——对学问的审慎与思辨

钱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承担“中国通史”课程教学期间，他针对北平学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着眼于断代史研究的学术现象，明确强调中国通史在授课上应该注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应从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在授课形式上，他坚决不同意这门课让不同的人分别讲授，坚持自己一人担任整个学期教学任务。

钱老还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于是，基于此目的而撰写的教学提纲便是后来《国史大纲》的雏形。

在后来的《国史大纲》一书中，钱老明确指出，“传统派”与“科学派”，虽然新旧有别，但弊病相同，都是流于形式，缺乏系统，研究成果价值不大。而“革新派”则把历史变为宣传工具，用各种流行口号解读国史，让中国历史真面目难以显现。他强调如欲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必须摆脱这些流行观点的束缚。《国史大纲》一书，可以说是钱老因不满于当时学术风气而撰写的一本中国通史著作。这体现了作为一名史学者对学问的审慎与思辨态度。

“卫士钱老”——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担当

自清末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危机，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意义。当时国势衰微、思潮纷繁，许多人均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倍感彷徨，不知救国之道何在。特别是在抗战愈发艰难的年代里，这种愤世与迷茫更觉明显，甚至生出“亡国灭种”之惧患。

恰遇此国难之时，钱老离开北平，辗转数地，到达云南，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于课余静居宜良岩泉下寺，循着“有益青年人，更为时代所急需”的友人之劝，完成了这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国史大纲》。钱老在书中纵论前史，强调春秋以来的中国历史演进，是由士阶层为主导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转型时代中身兼重任，既要以沉潜之功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又要持救世之心敢为天下先。于是，知识分子阶层绝不能困惑消极于家国境遇，亦不可妄自菲薄民族图存，而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古人经世之志，竭力为国人寻找光明。纵观历史发展进程，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士人”思想活跃，积极有为，势必文化兴盛，国祚不断。即便国家危难，这些人也毕是觉醒最早、恸情最深之人。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勇于致世，传承华夏文脉，挑起民族脊梁，直至舍身取义。“卫士钱老”，当属此杰出代表。此外，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近代学术名著皆完成于此时期。他们皆望借学术以激扬民族志气，鼓舞华夏儿女“图存、图强”之斗志。

知史，明道，图存！斯人已去，然岂止于钱老一部《国史大纲》欤？

第六期119班供稿